我的辦公室位于紐約洛克菲勒中心的麥格勞·希爾大廈。一個周五的晚上，我正在加班，中途離開大廈去抽了支煙，然后回頭走進大樓，走過正在擦拭大理石地面的家伙，走進電梯，按下43層的按鈕。
電梯上升途中，我感覺到一陣晃動，燈光暗了片刻。過了一會兒，我意識到電梯停住了，于是按響了緊急警鈴。我氣壞了，因為我的截稿時間快到了。當時我是《商業周刊》雜志的出版經理，必須讓雜志按時出來。我期待有人回應，可是沒有人。于是我再次按下按鈕。我想大聲喊叫，但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。我不想大驚小怪，所以只是任憑鈴聲響個不停，然后等待著。

     但還是沒有人。當時是周末，只有很少人還在工作，而且大樓里一共有32部電梯。萬一在周一早上之前都沒有人發現我該怎么辦？我試著擺脫這種想法，但隨著警鈴不斷響起，無人應答的時間越長，我腦海中橫尸電梯的畫面就越是揮之不去。
     我開始撬門，想看看能不能出去。但當我把電梯門扳開時，只看到了水泥墻面——電梯井道的墻面。這反而讓我的受困和受挫感更強了。我沿著電梯的內壁向上攀爬，打算去敲開天花板上的活板門。我知道離開電梯會很危險，但我已經顧不得了。可是，活板門上了鎖。

     我躺在地板上，完全絕望。慢慢死去的想法將我吞噬。我只剩下幾支香煙，也沒有吃的和喝的。我試著睡覺。當我轉身側臥時，我注意到電梯的地毯上有零星的指甲、皮膚碎屑和頭發。我覺得很奇怪，在乘電梯那么短暫的時間里，人們身上怎么會抖落下這么多東西。我暗自下定決心，如果我能最終逃出電梯，一定要請上一兩天假，好好享受一下。
     幾個小時過去了。然后是更漫長的幾個小時。我完全喪失了時間概念。突然，對講機中傳來一個聲音：“有人在里面嗎？”我跳起身來大聲叫道：“該死，趕緊把我從這里面弄出去。”四十分鐘后，一點預兆也沒有，我感覺到一陣氣流，同時電梯開始移動。電梯門打開了，我像軟木塞一樣蹦出電梯。我向電梯機械師詢問時間。“下午4點，”他說，“星期天。”我在電梯里待了41個小時。

     第二天早上，記者包圍了我的公寓。我所說的只言片語都出現在報紙上。《商業周刊》的公關主管問我要不要住到酒店去，直到風暴平息。接著，不可避免地，律師們開始給我打電話，拋出一個又一個數字。有人聲稱能夠拿到2500萬美元作為懲罰性損害賠償費，并建議我不要工作了。因此，我不再工作，開始了這種夢一樣的生活。我失業了，但卻開始考慮購買200萬、300萬美元的公寓。
     我和其中一名律師簽了約。2004年，也就是電梯故障發生5年之后，我們上了法庭。我不喜歡站在證人席上的感覺——內心非常恐懼。我沒有錢，沒有工作，沒有未來，全指望著巨額的賠付。最后，我們達成了庭外和解。我不能透露數額，但那是一筆像樣的錢。我拿到了六位數。

     一切鮮活的生命都害怕陷入困境。在那臺電梯里，我真的感到恐懼。但是我犯了個錯誤：爬出來，以及延長了自己受困的時間。過去我的生活狀態很好，直到我開始尋求巨額賠付，這毀了一切。我沒有工作，也一直沒有結婚。我走進電梯時過的是一種生活，走出來的時候，卻步入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生活。但是，毀掉我生活的并不是那部電梯，而是我自己。